穿越近代云烟,形形色色的“商帮”都沿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蜿蜒,沉浮。商帮就是经商的集团,最著名的当属山西商帮、徽州商帮、浙江商帮,也就是名满天下的晋商、徽商、浙商。这三大商帮,从明清两代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,几百年苦心经营,曾一度“行迹九州,富可敌国”。
三大商帮,常被津津乐道,此外,还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―――“冀商”。
《琵琶行》里慨叹一名歌女: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,可见,经商在封建社会地位低下。外出经商的人,往往是穷途末路,被逼无奈,否则,谁愿意抛弃“耕读传家,诗书继世”的好日子?一旦经商发迹,便会惊羡乡里,一群一伙地带动起来,经商遂演化为风气。晋中南、徽州、温州等地,莫不如此。燕南赵北,多灾多难,这方雄杰并起的水土同样哺育着天才的商人。
冀商,也有“三大帮”:一是冀东以乐亭县为主的“老呔帮”,把东北作为主要的活动区域和势力范围;二是“走东口”到蒙古经营的“张库帮”;三是以保定商家和专类物品行销天下的“冀中帮”。这三股势力,撑起了“冀商”的门户,它的经营规模与商业影响,足以同声名赫赫的晋商、徽商和浙商平分秋色。
商道,不可照搬,你有你的做法,我有我的财路。与其他同行相比,冀商既“和而不同”,又殊途同归:晋商将经商视为“命”,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他们最要紧的命运;徽商则视之为“路”,路途也就是抵达理想的唯一通道;浙商又视之为“生”即生活,经商等于吃饭过日子。而冀商呢,完全是另一种做派,他们只把经商作为一件养家糊口、实现人生价值的“事”,商务,只属于手段和工具,而非至高无上的生命。
清咸丰时,山西是可以与广东相媲美的富裕省份。晋商崇信欣义,诚至天下,独以银行业发达而称“汇通天下”。晋商影响所及,山西全省有“人人经商,个个言商”的社会风尚,漫天的经商狂潮积淀为普遍的民众心理。雍正皇帝说:“山右大约富贾居首,其次尤肯力农,再次者入营伍,最下者方令读书。风俗尤为可笑。”在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年代,四民之末的“商人”,一下跃居四民之首,足见山西人朴质厚道,同时也工于算计。
旧时徽州所辖黟县、歙县有民谣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二三多,向外一丢。”丢外在外边,就是要学徒经商。明清两代有“无黟不成镇,无徽不成商”之说。徽商讲求“财自道生,利缘义取”,有“贾而好儒、亦贾亦儒”之传统,其实就是经商好政,亦商亦仕。徽商发财后偏爱破费捐官,就是买官,多为虚衔;不仅为活人捐,还为逝者捐,建个功德牌坊。今歙县文物名胜牌坊群,即是徽商人文特质的明证。
河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英雄主义情结,也就是司马迁所谓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。河北人朴实平淡,侠义坚忍;同时还内敛、务实,懂得克制、服从。河北独特的地理位置,注定了“冀商三大帮”踏实、稳重的经营风格。
冀商三大帮做事极为本分。清朝皇室曾御赐晋商“八大皇商”,他们手持龙票走南闯北,到哪儿都是一路畅通。冀商绝不和官方联手,他们既谋才,又谋义,甚至不惜与地方势力产生摩擦。比如,“老呔帮”里有个著名的“京东第一家”刘氏,因与奉系军阀结怨,张作霖立刻查封了刘家在东北的所有商号,刘氏家族随即大伤元气。这种“斗势力”的愚蠢举动,断不会在晋商、徽商那里出现。
再比如,一首旧时民谣唱道:“山西人骡驮鞒,山东人大褥套,直隶人钱两吊。”描述三省商人还乡时的场景。看来,冀商做事,既看结果,也注重过程。利润要紧,却不是唯一目的。另一首民谣则说:“山西人盖房,山东人存粮,徽州人修牌坊。”晋商、鲁商在外发了财,一般将银子弄回家;而冀商则往往留在当地,扩大再生产―――这才是隐忍、低调、不张扬,一步俩脚印地干事业呢。
同为冀商,老呔帮、张库帮、冀中帮又各有差异。常言道:“十里不同风”,一江水哺育的个性也不一样。比如,辛集人随和,平山人倔强;正定崇文,藁城好勇。但冀商的集体性格还是:重义气,尚诚信,可依托。
冀商三大帮,在风起云涌的商战中各显其能,最终打赢了四个漂亮仗:其一,老呔帮,开发东北。其二,张库帮,沟通蒙古。其三,冀中帮,惠济京津。其四,冀商三大帮,物流天下。如此功德,还是“商道”的魅力。
冀商在北京、天津举足轻重。在这两座北方重镇,河北商人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沧州丁德山三兄弟创建了“东来顺”,冀州杨德山创建了“全聚德”,大厂铁百万是京城珠宝玉器行响当当的大老板,安国药材则与“同仁堂”坐上了一条船。再如,天津的食品三绝―――“狗不理包子”、“耳朵眼炸糕”、“十八街麻花”,其始创者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。据说,天津城里竟有个“小冀州”,商家林立,买卖兴隆,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冀商。
冀中帮的腰杆非常硬,他们依靠境内众多的特产,四海专营―――保定酱菜、安国药材、高阳棉布、辛集皮毛、安平罗网、顺平肠衣……他们把这些优质特产,成功地推向全国各地,既奠定了独特的商业地位,又赚得盆满钵溢。
早在百年之前,“冀商三大帮”就已经很成气候了,他们跻身于当时的商业巨擘,当之无愧,连竞争对手都慷慨地赠与他们“半天下”的美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