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越近代云烟，形形色色的“商帮”都沿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蜿蜒，沉浮。商帮就是经商的集团，最著名的当属山西商帮、徽州商帮、浙江商帮，也就是名满天下的晋商、徽商、浙商。这三大商帮，从明清两代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，几百年苦心经营，曾一度“行迹九州，富可敌国”。

三大商帮，常被津津乐道，此外，还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―――“冀商”。

《琵琶行》里慨叹一名歌女：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，可见，经商在封建社会地位低下。外出经商的人，往往是穷途末路，被逼无奈，否则，谁愿意抛弃“耕读传家，诗书继世”的好日子？一旦经商发迹，便会惊羡乡里，一群一伙地带动起来，经商遂演化为风气。晋中南、徽州、温州等地，莫不如此。燕南赵北，多灾多难，这方雄杰并起的水土同样哺育着天才的商人。

冀商，也有“三大帮”：一是冀东以乐亭县为主的“老呔帮”，把东北作为主要的活动区域和势力范围；二是“走东口”到蒙古经营的“张库帮”；三是以保定商家和专类物品行销天下的“冀中帮”。这三股势力，撑起了“冀商”的门户，它的经营规模与商业影响，足以同声名赫赫的晋商、徽商和浙商平分秋色。

商道，不可照搬，你有你的做法，我有我的财路。与其他同行相比，冀商既“和而不同”，又殊途同归：晋商将经商视为“命”，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他们最要紧的命运；徽商则视之为“路”，路途也就是抵达理想的唯一通道；浙商又视之为“生”即生活，经商等于吃饭过日子。而冀商呢，完全是另一种做派，他们只把经商作为一件养家糊口、实现人生价值的“事”，商务，只属于手段和工具，而非至高无上的生命。

清咸丰时，山西是可以与广东相媲美的富裕省份。晋商崇信欣义，诚至天下，独以银行业发达而称“汇通天下”。晋商影响所及，山西全省有“人人经商，个个言商”的社会风尚，漫天的经商狂潮积淀为普遍的民众心理。雍正皇帝说：“山右大约富贾居首，其次尤肯力农，再次者入营伍，最下者方令读书。风俗尤为可笑。”在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年代，四民之末的“商人”，一下跃居四民之首，足见山西人朴质厚道，同时也工于算计。

旧时徽州所辖黟县、歙县有民谣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二三多，向外一丢。”丢外在外边，就是要学徒经商。明清两代有“无黟不成镇，无徽不成商”之说。徽商讲求“财自道生，利缘义取”，有“贾而好儒、亦贾亦儒”之传统，其实就是经商好政，亦商亦仕。徽商发财后偏爱破费捐官，就是买官，多为虚衔；不仅为活人捐，还为逝者捐，建个功德牌坊。今歙县文物名胜牌坊群，即是徽商人文特质的明证。

河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英雄主义情结，也就是司马迁所谓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。河北人朴实平淡，侠义坚忍；同时还内敛、务实，懂得克制、服从。河北独特的地理位置，注定了“冀商三大帮”踏实、稳重的经营风格。

冀商三大帮做事极为本分。清朝皇室曾御赐晋商“八大皇商”，他们手持龙票走南闯北，到哪儿都是一路畅通。冀商绝不和官方联手，他们既谋才，又谋义，甚至不惜与地方势力产生摩擦。比如，“老呔帮”里有个著名的“京东第一家”刘氏，因与奉系军阀结怨，张作霖立刻查封了刘家在东北的所有商号，刘氏家族随即大伤元气。这种“斗势力”的愚蠢举动，断不会在晋商、徽商那里出现。

再比如，一首旧时民谣唱道：“山西人骡驮鞒，山东人大褥套，直隶人钱两吊。”描述三省商人还乡时的场景。看来，冀商做事，既看结果，也注重过程。利润要紧，却不是唯一目的。另一首民谣则说：“山西人盖房，山东人存粮，徽州人修牌坊。”晋商、鲁商在外发了财，一般将银子弄回家；而冀商则往往留在当地，扩大再生产―――这才是隐忍、低调、不张扬，一步俩脚印地干事业呢。

同为冀商，老呔帮、张库帮、冀中帮又各有差异。常言道：“十里不同风”，一江水哺育的个性也不一样。比如，辛集人随和，平山人倔强；正定崇文，藁城好勇。但冀商的集体性格还是：重义气，尚诚信，可依托。

冀商三大帮，在风起云涌的商战中各显其能，最终打赢了四个漂亮仗：其一，老呔帮，开发东北。其二，张库帮，沟通蒙古。其三，冀中帮，惠济京津。其四，冀商三大帮，物流天下。如此功德，还是“商道”的魅力。

冀商在北京、天津举足轻重。在这两座北方重镇，河北商人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沧州丁德山三兄弟创建了“东来顺”，冀州杨德山创建了“全聚德”，大厂铁百万是京城珠宝玉器行响当当的大老板，安国药材则与“同仁堂”坐上了一条船。再如，天津的食品三绝―――“狗不理包子”、“耳朵眼炸糕”、“十八街麻花”，其始创者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。据说，天津城里竟有个“小冀州”，商家林立，买卖兴隆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冀商。

冀中帮的腰杆非常硬，他们依靠境内众多的特产，四海专营―――保定酱菜、安国药材、高阳棉布、辛集皮毛、安平罗网、顺平肠衣……他们把这些优质特产，成功地推向全国各地，既奠定了独特的商业地位，又赚得盆满钵溢。

早在百年之前，“冀商三大帮”就已经很成气候了，他们跻身于当时的商业巨擘，当之无愧，连竞争对手都慷慨地赠与他们“半天下”的美名。